在解放军即将解放福建之前，时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请求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无论如何也应该增援1个军的部队。陈诚计划抽调第52军，但是第52军军长刘玉章反驳说：“根据历史经验，让我的部队去福建归李延年指挥，那就等于把第52军当做肉包子送给解放军吃掉。
一支部队还没出发，军长先把话说得这么重，这不是简单的怕打仗，而是对前线局势已经看得很清楚。1949年夏天，福州表面上还有城防、兵团、绥靖公署，实际上大势已经不在国民党军一边。
刘玉章那句“肉包子送给解放军吃掉”，听着粗，却点中了当时福建战场最要命的问题：兵派过去，未必能救福州，反而可能把还能保住的部队一并赔进去。这一年，国民党军在大陆战场接连后退。
南京、上海相继解放以后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开始转向福建。福州是福建省会，也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据点。
对朱绍良来说，福州如果守不住，福建全局就会迅速松动；对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方来说，福建又关系到东南沿海的后续防线，不能轻易放弃。福州守军大多是一路败退、重新拼凑起来的部队，番号还在，士气却已经大不如前。
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负责前线指挥，下辖第73军、第74军、第96军等部，其中不少单位是战败后重建的队伍，人员、装备、训练都不稳。也正因为底气不足，朱绍良才急着向台湾地区求援，希望无论如何调来一个军。
这个请求传到陈诚那里后，第52军被摆上了桌面。第52军在国民党军中算是一支有名气的部队，刘玉章也不是没有战场经验的普通将领。
可越是懂战场的人，越知道这道命令背后的风险。刘玉章反对调第52军入闽，关键并不只是路远、运输难，而是到了福建以后归谁指挥、在什么战局里作战。
按当时设想，第52军若去福建，很可能要配属李延年指挥。刘玉章对此非常不放心，因为李延年此前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，已经让许多人心里有数。
淮海战役中，李延年曾率第六兵团承担增援任务，目标是配合解救被围的黄维兵团。可战场不是纸上地图，解放军在南线层层阻击，李延年部推进迟缓，始终没有打开局面。
黄维兵团最终失败，李延年的第六兵团也没有完成蒋介石期待的关键任务。这一仗之后，他在大兵团作战中的指挥能力受到很大质疑。
到了渡江战役前后，国民党军整体败势更加明显。原先第六兵团的一些部队被拆开使用，李延年的实际指挥力量大为缩水。
可问题是，国民党军当时能拿出来的高级将领也不多，很多人不是被击败，就是正在撤退。于是李延年又被重新推到福建前线，继续承担守福州的任务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：福州需要强援，可前线指挥体系本身就不稳；李延年需要部队支撑，可他过去的战场表现又难以让别人放心。刘玉章看重的正是这一点。
他不是单纯拒绝服从，而是担心第52军一旦进入福建，既不能独立掌握主动，又可能被拖进一场已经难以挽回的战局。当时的福建战场，对国民党军并不友好。
福州虽有山地、江河可以凭借，但解放军第十兵团早已作出部署，由叶飞等指挥，分路向福州推进。解放军并不是只盯着城墙硬攻，而是从外围切断交通，压缩守军活动空间，防止国民党军大规模南撤或从海上逃脱。
这样一来，福州守军越守越被动。8月17日清晨，福州市区解放。
对福州百姓来说，这是城市命运的一次转折；对国民党军来说，则意味着朱绍良此前苦求援兵的计划已经失去意义。到了8月23日前后，福州战役基本结束，解放军歼灭、俘虏和瓦解了大量守军，为继续解放福建其他地区创造了条件。
李延年在福州战役中的表现，也没有改变别人对他的旧印象。战局紧急时，前线部队很快溃散，指挥系统难以维持。
他本人后来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地区，并因相关战场责任受到追究。这样的结果回头看，更能理解刘玉章当时为什么不愿把第52军送到福建。
如果第52军真的被调入福州，结局很可能不会太好。它面对的不是一场局部增援战，而是一场大势已去的防守战。
前方指挥不稳，后方补给困难，解放军又已经掌握主动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个军再能打，也很难扭转整个福建战局。
朱绍良要兵，是因为福州守不住；陈诚想调兵，是因为东南防线不能空；刘玉章拒绝，是因为他看到了增援背后的危险。三方都有自己的算盘，但共同说明一点：到了1949年夏天，国民党军已经很难在大陆战场组织起真正有效的反击。
福州的解放，并不是单靠一场冲锋完成的，而是整个战争形势变化后的必然结果。解放军在战略上连续推进，在战役上切断退路，在民心和组织配合上也占据优势。
国民党军即便临时再调一个军，也只是把局部兵力加厚，无法改变大局走向。部队不是棋盘上的木子，调到哪里都能发挥作用。战场一旦失去主动，增援有时不是救火，而是把更多力量送进火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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